中國的網絡意見領袖們正在為咪蒙是否真愛國撕得死去活來時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卻成功地通過FaceTime阻止了一場軍隊嘩變。人們在CNN、Facebook、YouTube上看到埃爾多安的呼吁后，其中的一些人決定走向街頭、廣場，以肉身之軀阻擋坦克的前進。

      對于社交網絡的限制，也險些讓埃爾多安自食惡果。全球的政治人物幾乎都對社交網絡愛恨交織。移動互聯網時代，網絡不再是一個虛擬世界，它早已深深地影響到了社會行為的交互和權力結構的變遷。在過去十年，新的權力核心要素正在從技術、資本轉向信息。誰控制了信息，誰就控制了資本和權力。

      奧巴馬贏得2008年總統大選勝選，很重要一點在于他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建立良好的公眾形象，從而贏得了大量年輕人的選票和政治捐助。但在2011年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，同樣那撥奧巴馬的支持者們卻選擇了走上街頭，令奧巴馬政府狼狽不堪。

      在發動人民群眾方面，社交網絡展現出巨大動能，甚至把公共政策議題也變成了另一種信息消費：除了占領華爾街之外，今年發生的中東的MLH革命、臺灣的TYH學運、香港的ZLZH，都與社交網絡直接或間接的推波助瀾有關。

      但是，如果把社交網絡歸結為謠言、社會動蕩、群眾運動的播種機，顯然是搞錯了對象。

      首先說謠言。社交網絡的確為信息提供了快速傳播的通道，但其強大的糾錯功能也更讓謠言在網友的相互監督中無處遁形。2014年，紐約哈勒姆發生爆炸后的12分鐘，大數據科學家通過采集twitter對這一事件發出的圖片、文字以及分享人地理位置，迅速地還原了這一爆炸發生的大概經過。

      在中國，在看到不熟悉來源的單一微博消息時，很難證明消息的真實性。但對于突發新聞事件，將大量微信、微博信息集合在一起看，那么就可以獲得關于這一事件最精確的數據描述，這一點是傳統媒體無法比擬。

      再看近年來從中東到歐美、乃至香港、臺灣所發生的一系列“運動”，大都這些地方存在的低迷經濟與高失業率相關，而社交網絡充其量只是扮演的一個導火索的工具而已。在沒用社交網絡的年代，2001年，一條短信就讓菲律賓近百萬民眾上街集會三日，最終迫使當時的總統下臺。

      比起社交網絡的泛政治化傾向，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社交網絡的信息窄化問題，特別是由其引發的網絡欺凌、群體極化和集體暴政。

      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在2014年在針對2800多位受訪者調查發現，每10個網民中，有4個曾遭受過網絡欺凌，有73%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曾目睹過網絡欺凌行為的發生。這些行為的表現形式有人身威脅，人肉搜索與跟蹤，性騷擾等，當然后者的受害者主要存在于女性用戶中。

      比起網絡欺凌，互聯網、特別是社交網絡還加速了用戶物以類聚的過程，使得具有相同觀點的人聚集在一起并且孤立他人越來越容易，不同意見越來越難聽進去，并且隨之引發“沉默螺旋效應”：越極端的觀點音量越來越大，而理性溫和的聲音則不斷打壓，越來越多的人陷入沉默，人們聽到的只是自己的回聲。

中國有七億網民，不應該只有兩種回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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